食品谣言超九成来自微信、微博。

《2017年食品造谣治理报告》显示，微信是食品谣言传播主平台，占比高达72%，其次是微博，占21%，二者以超过90%的传播量成为传播食品谣言的主要渠道。

谣从“口”出，“口”也最容易生谣。

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曾推出一期《微信“谣言”分析报告》，结果显示排名靠前的谣言主题是：健康养生、疾病、金钱、人身安全、政策相关、社会秩序、呼吁求救。针对这一社会现象，不同专家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传播学者认为，这与网络去中心化的传播机制有关;心理学家说，谣言是一种“精神口香糖”，有填补信息缺口、缓解内心焦虑的作用;生物学者则从进化视角入手，认为重视负面信息是生存的需要，等等。诸如此类的分析颇有参考价值，但并没有更准确地解释，为何食品谣言在所有谣言中是最突出的一种，为何食品谣言具有反复发作、屡禁不止的特点。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回到具体现实中。

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提出了一个公式：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具体到食品谣言，此公式具有很好的适用性。重要度不言而喻，食品安全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是最日常也最紧要的事务。不透明程度指的是信息不对称，比如生产者掌握着食品配方和生产过程，消费者则很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也要承认，在个别食品谣言的案例中，消费者还是有很强烈的不信任感。不信任的结果，就是制造负面信息，并躲开它。举个例子，“棉花肉松”是一则食品谣言，它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媒体机构也不断辟谣，但消费者仍然乐于传播它，原因就在于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仍时有发生，消费者不能不保持足够的警惕。

治理食品安全谣言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企业、新闻媒体、专业机构、社会公众等共同推进，但归根结底来讲，谣言的源头在于生产，在于经营，在于以质量提振信心。过去，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主要依靠发证、检查、处罚等监管手段，在重大突发事件后习惯于开展运动式专项整治。这虽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决表面乱象，但难以构建长效机制。在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现代食品产业的专业性使得监管执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光靠抽检、监管是管不出食品安全的。只有通过规则制定，让企业发自内心地意识到要守法经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食品安全。这就需要创新监管手段，加快实现全程留痕、信息可追溯，消费者扫一扫、查一查便可全程跟踪;同时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对制假售假者严惩不贷，特别是要敢于动真格，严打制假售假背后的“保护伞”，砍断利益链条，以儆效尤。

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在一个信息充分流通的社会，谣言将有可能大幅减少。但也需要看到，再理性的智者，如果对食品安全环境信心不足，也无法保持绝对理智。现在，网络沟通更便捷了，智者也越来越多了，但在某些时候，食品谣言反而更加满天飞了。这说明，保持理智固然重要，但得有充分的理由让人们安心定志。这个理由，就是食品安全的大环境，只有确保舌尖的安全，让公众免除对食品安全的恐惧，才能让低级无聊的谣言不攻自破，才能为后续的社会共治提供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