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文化。酒的出现比中国文明史还要早的多。在中国，酒伴随人的一生：出生了，喝酒祝贺；结婚了，举杯祝福；去世了，把酒祭奠。客人来了，无酒不成席；亲人远行，相与痛饮而别。不管这家人喜欢不喜欢喝酒，就是离不开酒。可是，查遍奉母乡志，几乎没有任何关于酒的记载。再去查一下县志，也同样没有。是不是咱们奉母镇压根就没有本地土生土长的酒文化？那倒不是。因为咱们处在中原腹地，说实话，并不怎么起眼，咱们有的东西别的地方几乎都有。酒文化别的地方有，并且和咱们这个地方差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而县志、乡志都是记录本地特色的，所以酒文化没有收录其中也就无足为怪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酒是稀罕物。酒是粮食发酵酿造的，可那个时代我们这里粮食不够吃，自然没有多余的粮食去酿酒。买酒也是不现实的，原因有二：第一肯定是没钱，第二即使是有钱也难买来，因为那时的商店不叫商店，叫供销社，里面所卖的物品很多都是限量的，酒“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的，不拿着领导特批的条子是买不到的。有商标的酒，就在限量范围。供销社卖的散酒是可以买到的。散酒也是粮食酿造的，可哪里搞来粮食？答案是用坏粮食。最常见的原料是坏红薯干。那年头，天气预报不准，加上保存条件有限，粮食坏了是常有的事，坏了，人不能直接吃，就去酿酒。不是在自己家里酿造，而是把坏粮食卖给集体，乡里有专门的作坊。当然，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种原料酿出的酒口味如何了——有苦味。健康吗？安全吗？那年头儿根本就没有这些名词。那年头晚上能喝上一杯酒，就能足以让你第二天到大街上吹上半天，你还有心思去考虑健康安全问题？即使是春节，能喝上酒的人也实在是凤毛麟角。死人了，祭奠死者时要用酒，就用一个瓷酒壶，盛满水，往里面滴上几滴酒，倒入酒杯祭奠，名副其实的“水酒”。好在，那时国家没有发布禁酒令。翻开历史，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禁酒令，原因当然是粮食不足，并且处罚严峻，酒喝到嘴里去，头立马砍下来！

在咱们奉母镇酒文化兴起是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老先生制定改革开放的国策，可谓高瞻远瞩，一扫中国贫穷的面貌，仅此一项，邓小平足以比肩管仲王猛，笑傲姚崇宋璟，彪炳史册，名垂千古。人们能吃饱了，不几年，人们的粮食吃不完了，手里有零花钱了。于是不少人就以喝酒作为消遣。商店里的酒琳琅满目，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想喝，随时就能买。爱喝酒的人逐渐多了。农闲时分，特别是到晚上，村子里总会响起声嘶力竭的喊“枚”（猜拳）声，总会有踉踉跄跄的醉酒者的身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奉母镇的喝酒之风达到了鼎盛。酒的喝法也渐渐多了，许多来自古代，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一般说来，客人到齐，酒菜、酒器摆上，然后分宾主落座。正面对着门口坐着的是主位，陪客紧挨着主位坐，晚辈坐下座。人们都讲究谦让，为了推选主位人选常常拉扯半天。坐好后，主客或者主人率先端起酒杯，然后众人一起端起酒杯，饮三杯后方可在主客礼让之下操筷子吃菜。品尝几口赶紧把筷子放下，别风卷残云一口气吃饱，那会让人鄙视的。酒杯是“八钱杯”，这个“钱”是计量单位，十钱为一两，十两为一斤。那时的杯子是瓷质的高脚杯，个头儿比大拇指稍微大一点，颜色大多是棕绿色。倒酒不能倒满，因为有句话叫“酒七茶八”，意思是说，往杯子里倒酒应该倒七分，余下三分空着，别倒满。倒茶同理。吃完几口菜，有人就会敬酒，奉母镇的规矩是“先喝为敬”，就是如果想向别人敬酒，自己先喝，然后再给别人倒酒，双手递给人家。酒杯小，倒的时候洒一点，喝的时候又剩点，喝到嘴里的就没有那么多了。敬完酒，开始行酒令。古人行酒令很讲究，曲水流觞，觥筹投壶等等，吟诗作画，输了就要罚酒，那时雅事。奉母镇的酒者没有那时雅兴和情怀，显得有些粗犷。

常用的酒令首先是“猜酒宝”，分两种形式：一对一对抗赛时，一人拿一小物什，火柴柄、花生米、酒瓶盖、烟头等什么都行，攥在手里，也许没有放在手里，然后伸出臂来，让对方猜手里面有还是没有，一决胜负。猜的人审时度势，挖空心思，猜对了，对方喝酒；猜不对，自己喝酒。第二种是清点在场人数，有几个人就用几个“宝”——还是小物什之类，一人先喝几杯，算作“酒司令”，“酒司令”一手攥几个自己说了算，伸出手来让在场人员挨个儿猜自己手里有几个，谁猜对了他手里的数，谁喝酒。喝酒者在下一盘中优先猜。猜者也可以“前踢后扒”，即谁猜中了，要喝酒，一旁相邻的也要喝酒。第二种常用的酒令是“猜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指头，边伸指头便喊：“四季财呀，五魁首呀，六六顺啊……”谁猜对了两人指头的总数，就算赢了。不过开始猜的第一次，都出大拇指或者中指，喊“俩好”，这叫“打俩”，还有个专业名词叫“临颍枚”大概是这种规矩是从临近的临颍传过来的。想出一个指头时，只能出拇指或者食指。单独伸出其他指头就表示对别人的不敬。第三种常用的酒令是扑克，这种应该是舶来品，花样更多。对花色、“心中有毛”、推避十、推拖拉机等等，不一而足，无须赘述。其他喝酒的方法还很多，但有更直接、也更有效、也更粗犷的喝法——一对一比酒量，不用什么酒令，不讲什么道理，酒倒满，一碰杯直接猛喝，喝完把杯子倒过来，让别人看看是不是喝干了，最后看谁先趴下。

那年头酒的质量不过关，喝多了会头疼，会呕吐，不时传出喝酒出人命的事情。在奉母镇流行的酒品牌从没有固定过，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流行过杜康酒、宝丰酒、林河酒、桃花春酒、富平春酒、仰韶酒、天龙酒、高粱酒等等，有的能流行三四年，有的只流行一年半载。小品牌的酒业公司经不起市场的考验，很快关门大吉，其中就包括西华县的西菲酒。酒的价格不贵，一瓶一般不超过五元，两三块钱一瓶的很是常见。那时酒的酒精度数都普遍较低，大都三十四十度，少有超过五十度的。所以常有人一次喝下一斤多。

我刚参加工作时候，到小饭馆请老同学吃饭，十元钱就能买来一荤三素四个菜，外加一瓶酒，酒一块八一瓶，素菜便宜，炒豆芽四毛钱一盘。等到下次又去，小饭馆老板告诉我炒豆芽涨价了，五毛。我冲他喊：“什么？涨了一毛，凭什么呀？说涨就涨呀，没规矩了是吧？”

奉母镇的春会（也叫物质交流会，也叫会底儿）对奉母的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几乎每个村都有会，会是定时的，大部分村一年只有一次，有的村有两次或更多，如奉母村和七里仓村就不止一个会。会一般三天时间，中间的那一天叫中会，另外的那两天叫偏会，中会最为热闹。会上要唱大戏，周边小贩也赶来招揽买卖，各家各户的亲朋好友也如约而至，少不了大喝一场。酒菜优劣倒不计较，主要是喝酒。朋友之间来往更是不拘小节，不醉不休，有时第一天喝不尽兴，第二天厚着脸皮还去再喝一场，这种事那年头常有，司空见惯，主人见怪不怪，照样热情相待。附耳过来：我就干过这事儿。

李白酒后能作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据说郑燮酒后能画画。奉母的饮者没有那个雅兴，喝醉了不作诗、不画画，就摔倒。那年头路上总会见到有人醉倒路旁，有道是“醉卧路边君莫笑，老婆用车拉着回”。年轻人喝酒后闹事儿的也着实不少，戏台前时不时就有酒后打群架的，头破血流，住进医院的也时有发生。不少人喝醉了就吹牛，一言不合就开骂，三言不合开打。那年头没有电话，更没有110报警体系，酒壮怂人胆，酒后违法犯罪着实不少。

如果有人连喝几场没有喝趴下，倒把别人喝趴下了，这人年轻，就会被别人称作酒星，如果年纪大就会被称作酒神，当然这带着几分戏谑成分。据我所知，中国有酒圣，就是传说中酒的发明者杜康，至于酒神，似乎没有定论。有人说因该是仪狄，可正史上没有记载，甚至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要我说，酒神应该是那个刘伶，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他被人被誉为“贤”，可就不知道从哪里看出他的“贤”，反倒看出他的“醉”，每天都醉，坐上牛车，让书童赶车，走，上哪里去？哪儿都行。车上有两样东西，当然少不了酒了，还有一把铁铲，他告诉书童，我就这么醉着，在哪里醉死，就地把我埋在哪里——就这么任性，他不说自己是酒神，谁敢说自己是酒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