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翠竹 本刊记者

　　衣食住行贯彻百姓生活的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食”愈发受到关注与重视。现如今，人们基本每天都会通过菜市场、超市、网店等渠道购买蔬菜水果，其中绝大多数人会关心买到的产品是否安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蔬菜水果中的农药残留等问题，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它的危害。很多人都曾听说市面上的果蔬合格率能够达到98%以上，但这是否与市场现状相符合?我国的农残标准与国际标准有怎样的差距?对消费者而言食品安全究竟有没有理想的解决方案?当前，关心我国农业未来走向的百姓、企业、食品和农业领域从业者越来越多，对于能否实现真正的食品安全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绿色和平东亚分部•食品与农业项目的王婧女士展示了相关调查数据，并做出了分析。

　　我国的环境与食品安全

　　中国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用1/10的土地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根据媒体的最新报道，中国已实现粮食产量连续十一年增长，从产量而言已基本实现了粮食安全。与此同时，很多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对于满足民众对食物品质与质量的要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的承载力提出了疑问，这也是我国的环境和食物体系主要面临的两方面问题。

　　我国整个的农业环境面临着空前挑战，王婧介绍说：“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农药和化肥使用国，单位面积农药用量是美国的2.3倍、欧洲的2倍;杀虫剂用量是美国的14.7倍、欧盟的9.3倍，这显然会引发比较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而且，我国化肥使用总量占世界的35%，是美国、印度的总和，亩均用量约为21公斤/亩，远高于世界平均8公斤/亩的水平。”我国的农业模式可以概括为化学密集型农业，经过几十年对土地的过度利用，现在已经产生了土地肥力下降等问题。以东北地区为例，黑土地正在以每年1cm的速度消失。

　　农业的化学密集型模式已经引发了比较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农田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王婧表示：“我国有61个重点湖泊，但是有1/3的湖泊每年都会发生水体富营养化现象，这无论对环境还是生态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基于环境与食品的相互关系，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重点关注农业实践中的三大问题——农药的过量使用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化肥的过量使用所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使用转基因来解决虫害或除草问题的错误方式。”

　　“菜篮子”中的食品安全

　　2014～2015年，绿色和平组织持续对生鲜果蔬进行采样、送检，并将结果进行汇总。据不完全统计，绿色和平已经检测了208个不同的样品，覆盖20种左右的果蔬。2015年7～9月，绿色和平组织对北京、上海两地市场中的生鲜蔬果进行了选取、采样、送检，表1为部分检测数据。

　　虽然我国有官方数据称市面上的果蔬农残合格率能够达到98%，但绿色和平组织送检的样品却检测出了更多的农残，这让很多人产生了疑问。王婧解释道，“我国市面上很多样品送检时其农药检测种类往往只限于最常用的十几种或35种农药残留检测，但是欧盟等发达国家会进行466种农残扫描，而绿色和平所送检的专业实验室就是按照欧盟标准进行的检测。也就是说，如果送检样品中残留的农残种类包含其中，则均可显示，但是如果用只能检测35种农残的设备进行扫描，那在35种以外的农残就不可能被检出。”在绿色和平组织送检的208个样品中共检测出85种农药，比市面上常规检测的35种农药多出50种，最常见的约有11种农药检测率较高，如硫丹、氯虫苯甲酰胺、溴虫腈、多菌灵和苯菌灵等。

　　除了检测农药种类外，我国的农残标准项数也同欧盟等其它发达国家有所差异。项数是一种农药在不同蔬菜或食物品种中设定的不同标准，照此项数计算我国有3650项农残标准，而欧盟则有14.5万项数农残标准，由此可见我国能够参考是否超标的项数量级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差距。以多菌灵为例，我国在很多种蔬菜中还没有设定标准，在已有标准的项目中我国同欧盟等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倍数差异，这也显示出我国在具体的标准线中存在很大不足。

　　常见农药残留会产生一定危害

　　农残项数、种类对普通百姓而言比较难以理解，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农药残留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危害。农药的危害往往会用一个科学的计算方式来表现——农药毒性：LD50(半数致死量)，即农药有效成分的mg数/生物体的千克数。该概念意为此剂量将会在实验室条件下杀死50%的实验鼠，所以LD50越低表示农药毒性越大;基于此毒性又衍生出急性毒性与慢性危害两个概念。急性毒性比较容易理解，即摄入一定计量有害农药后所引起的急性中毒，此类影响最大的人群为直接操作者，即农民，每年约有500万农民会有农药中毒的经历，其中2万人会因农药死亡，还有一部分为消费者食用含有农药残留或急性毒性较高的食品后导致的中毒事件。

　　“关于急性中毒和慢性危害的话题，有一位老师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急性中毒往往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但农药的急性中毒显性，比较容易解决，当发现问题后往往可以进行紧急处理来消除影响。”王婧继续说道：“对农药而言，最大的危害是长期小剂量接触所造成的慢性疾病。长期暴露在小剂的农药环境下对健康造成伤害，如典型的有机磷农药对神经系统的伤害、癌症、生殖系统健康(内分泌干扰素)等，这些农药经过日积月累一旦造成慢性疾病，其后果很难扭转与治愈，但它是隐性的，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事实上，人们对农药危害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提高，其中DDT就是典型的案例。DDT是全球第一种被批准商业化使用的农药，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化学品的奇迹，被认为对人体完全无害(包括农民)且使用效果良好。直到1962年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出版，才动摇了人们对DDT的认知与对化学品的崇拜。该书详细的论述了多年来DDT的商业化使用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和对人体健康伤害的问题，尤其是对鸟类的影响，其消亡使森林生态系统变得寂静。1972年，美国开始禁用DDT，如今DDT在全球农业领域已经被完全禁止使用。究其缘由，DDT是持久有机污染物，并且会在生物的体内累积，禁用至今仍可在人类血液、尿液、母乳中检测到DDT的存在。其更重要的危害还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例如它使鸟类数量减少并且存在迁徙性。禁止DDT在农业中的使用，力图扭转化学品污染危害是很好的警示与教训，给人们对现在大量使用化学品敲响了警钟。

　　关于农残的标准，其定义应该为最大残留量(Maximum Residue Level，MRL)，即法律上允许的最大浓度(mg/kg)，但是符合最大残留限量并不意味着安全。因为在食物中任何含量的有害农药都可能损害人体健康，加之生物累积效应、鸡尾酒效应、人类认知水平的局限等，更让“确定”的标准不可能确保绝对安全。要想保证人类的健康安全，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减少对农药的暴露。

　　保证“菜篮子”安全的解决之道

　　如果完全不使用农药和化肥是否能够减少暴露的农残以至接近于零值，是当前很多从业者持有的疑问。现如今，我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在依赖化肥农药和生态化农业之间徘徊，业界对此的争论也十分激烈。王婧说道：“对于认为不使用化肥和农药无法保证食品供应的一方人群来说，应该关注几个问题——我国是否能够继续接受严重依赖化学品的道路?我国的环境、土地是否还能承受这样的代价?答案显而易见：我国需要走与生态环境更和谐的道路，逐渐摆脱对化学品的依赖，并且不仅仅是不使用农药与化肥，而是将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经济效益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和消费者得到更优质的产品等元素进行综合考量。”

　　当前，很多城市的周边已经能够看到生态农场——几乎不使用或很少限度的使用农药化肥来生产更高品质的食物，并且通过在城市中举办的有机农业市集或通过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进行订购与配送的模式、帮助城市的消费者获得高品质的农产品。除了自发性现象外，无论是我国国家层面的政策还是地方政府的实践也均有往生态方面努力的迹象。“绿色和平组织在走访上海市郊的蔬菜生产基地时发现，该基地免费发放生态措施来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如防虫灯、粘虫板、信息素等物理、生物措施以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使农药使用量大幅度减少，而本地生产蔬菜的农残状况比不知道来源使用更多农药化肥的蔬菜明显成更趋近于零农残的状态。”王婧表示，“绿色和平组织从一些小规模或刚刚兴起的农产品基地看到了解决环境和食品安全的方案，但要大规模推广还需政府的投资与支持，这也是未来我国农业和食物生产所走的方向。其中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民间组织的合力来促成我国的农业往更安全、高质的方向发展。”

　　从政府而言，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推进食品安全和农业生态化的转型。首先是加强对种植过程的规范和管理，对种植源头进行有效监管，包括田间档案的建立，对农药、化肥投入品的管理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市场准入制度的建立。其次，更多地支持生态种植，增加对生态农业的投入，包括物理、生物性病虫害防治的物质、有机肥的发放和补贴，对生态农户的直接补贴，对农民就生态农业技术进行培训等。

　　对消费者而言能够做的也很多。首先，需要了解更多关于食物种植的过程、生长的故事、食品安全知识。现在很多城市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些内容与知识，如各地农户市集——可以直接面对农户向他们了解食物的种植过程，以及是否使用有毒有害的化肥农药;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到周边的农场分享“食物教育”;避开食物选择的误区——如“顶花带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等。其次，优先选择种植过程透明、生态种植的果蔬，特别是针对农残问题严重的果蔬，如叶类菜、黄瓜、青椒、西红柿等食物，可以优先购买生态种植的有机菜。作为消费者也可以对食品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个有利于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的农业模式可以通过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而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