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早期历史，无论是文献，还是文物都显得太少，笼罩着一团迷雾。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远在4000年前，昙石山文化已显现出福建海洋文明的特征，八闽之地有着移民传统，是最早与海外发生关系的区域之一。《山海经》更有“闽在海中”一说：“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后到东冶、甘棠两港百舸争流，古时的福州港成为对外连通南北、招徕“番舶”的重要港口。

　　秦始皇统一中国，大秦帝国在今天的福建版图上设置了闽中郡。毋庸置疑，闽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与中原文化相比，闽文化是一种另类，一种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海洋文化。闽地经济的发展、闽商特质的形成，都由此打上了深深的海洋文化烙印。

　　“在海中”的闽地，伴水而居。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其灵动与深邃，一直诱惑着闽人迈向蓝色的冲动和创造财富的欲望，从而造就了闽地经济的兴盛。《纵横中国》福建特辑曰：“如果不是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漂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此言值得我们回味。

　　天风海涛、山多地贫的生存环境，造就了闽人的漂泊传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漂洋过海，出东洋，下南洋，到异国他乡谋生打拼，移居我国台湾和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到了二十世纪，福建人的移居方向增加了港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并向欧洲、南美、非洲延伸。最近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外出求生存、谋发展的福建人究竟有多少?目前还难以准确统计，只留传这么一种说法：有太阳照射的地方，必有闽商的身影。对沿海而居的福建人来说，移民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至今不曾改变。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与海洋互动中积淀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既包括物质层面上的海洋设施、海洋产品，更包括精神层面上的海洋意识、海洋知识、海洋艺术、海洋宗教和海洋制度等。精神层面是海洋文化的内核所在。如果说内陆文化是封闭的，具有内倾特征，那么海洋文化则是开放的，具有外向的特质;如果说内陆农耕文化是稳定、安逸的，那么海洋文化则是迁流的、进取的;如果说内陆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农耕图景，那么海洋文化则具有不安分的崇商品质。

　　作为中华黄土文化的另类，闽地海洋文化的发育，亦受到农业社会和内陆性格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存在着有限开放性和边缘从属性。闽地海洋文化的这一不彻底性，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闽商的四大特性——迁流、冒险、独立、兼容。

　　迁流性：移民传统和海洋文化之子

　　闽人自古热衷于移民，哪里好谋生，就义无反顾地蜂拥而至。这一特性，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性格倒有几分相似之处。但浩瀚的海洋，使闽人的迁流更具变幻不定的漂泊色彩，潜藏着更多的凶险。福建谚语“行船走马三分命”，正是对其直观而生动的描述，也暗示了“行船”与“走马”这两种不同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闽人的迁流性格，最初源自秦汉以来的移民传统。五代以来，战乱频仍，中原人大批南迁，闽粤人口激增。可以肯定，福建自古就是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福建现有的绝大部分居民，源于汉唐以来北方汉人的南迁。南迁入闽的汉人，在带来先进的内陆农耕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土著文化的影响。

　　地理条件造成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是闽人尤其是沿海而居的闽人不得不一再迁徙的现实动因。对福建的地理条件，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描述。福建境内山岭连绵，人稠地狭，生存条件恶劣，居民大都被挤到海边的狭窄地带，面对着辽阔无垠的大海。史志记载：“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如此逼仄的陆域生存条件，在客观上促使沿海居民转向大海谋生，渐向台湾和南洋、东洋移民。闽地拥有绵长曲折的海岸线，居全国第二，还有众多的港湾、岛屿，为海洋生活提供了充分的地理条件。“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伦理，在闽地沿海地区影响力有限，远走他乡、远涉重洋、唯利是趋，反倒成为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在明清海禁时期如此，近代以来的封关锁国时期亦如此，由于官方体制内的外出渠道狭窄、甚至被关闭，偷私渡一时风行。及至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福建又迎来了以自费留学为先导、后又加入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新一波出海热。

　　闽人的迁流传统不仅仅体现在出海上。就当代来看，在国内，福建人也纷纷走出八闽之地，行走全国经商，打开广阔的致富空间，并形成一个个集聚效应明显、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全国性市场影响力的闽商群体，如福清人经营加油站、海产品，莆田人经营金银加工、木材、医院，闽南人经营建材、服装，闽东人经营茶叶。最近10多年来，更向房地产和矿产等领域集中发展。

　　沿海居民的航海习性是福建自古多移民的另一重要原因。宋元以来，闽商大量出海贸易，远洋航行风气日甚，漂洋过海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人生选择。由于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的发展，闽地造船技术高人一筹，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就已名扬一时。而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更以福建为重要基地。

　　福建有谚语云：“六死三留一回头。”古代闽人移民台湾、下南洋、出东洋，每次都是拿性命相赌的凶险旅程。变幻莫测的风浪、以木帆船为主的航海工具，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但是，这一切都没能阻挡闽人的出海冲动，这造就了闽人的冒险性格。也正是海洋文化的迁徙性，孕育了闽商的商业冒险精神。

　　冒险性：从犯禁下海到“爱拼才会赢”

　　世人耳熟能详的《爱拼才会赢》这首歌，生动表达了福建人尤其是闽商的鲜明性格，表达了闽商对人生命运的深刻感悟、对事业成败的独特理解。他们在失意时的情态，他们面对世界的豪气雄心，他们追求事业时的坚韧不拔，在这首闽南语歌曲里，都得到了生动的释放。

　　有人戏言，闽商的成功可以用“不怕”两个字概括。没文化、没经验、没钱都不怕，照样做外贸、搞开发、搞投资;不分析、不考证、不调研也不怕，固执得让人匪夷所思。在特定的年代里，正是爱拼敢拼的闽商，铸就了一个个商业奇迹。

　　但是，如今回头审视，笔者认为，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中，闽商的“不怕”显然带着一定的盲目性——成也爱拼，败也爱拼。商场如战场，也最讲胜王败寇。商海深广，千帆过尽之处，谁问过曾有多少沉舟?万木争春之时，谁问过曾有多少枯枝?闽商在30多年商海大潮的起起落落中，因为“不分析、不考证、不调研”而出师未捷身先死，谁也无法估算究竟有多少?

　　一个真正的商人，骨子里天生是个冒险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大多数成功的闽商，都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在他们的冒险精神的另一面，在他们决定创业、作出投资决策的那一刻，一定有过如履薄冰的强烈体验，一定有过深思熟虑的细细考量。他们的成功，源自在坚信“爱拼才会赢”的同时，绝不盲目从事。单凭一个“不怕”，只能获得偶然、局部的成功，无法成就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爱拼才会赢”的冒险精神，也造就了部分闽商的非理性意识和赌徒心态。这种赌徒心态，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与其他地方商帮相比较，更加凸显。闽商在投资创业常常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越是陌生的行业，越是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没有福建人不敢做的生意”这一说法流行于我国商界就是明证。

　　闽商富于冒险精神，或缘于宋元以来海上贸易和明清时期犯禁下海的传统。宋元以来，频繁的闽地沿海对外贸易，使闽商的眼界更为开阔，更少循规蹈矩，文化态度上对中心和权威游离，同时又处在多元文化交织之中，从而敢于蔑视权威，敢于离经叛道。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迫使闽人只能犯禁冒险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久而久之，犯禁冒险渐成闽商的普遍的性格特征之一。“商品不能越过边境，士兵就会越过边境。”史家研究认为，明代后期，东南沿海倭寇和海盗掳掠走私现象泛滥，就直接与明廷厉行海禁有关。

　　犯禁下海，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福建沿海地区走私贸易风行一时，在商业文化上一脉相承，都体现了闽商敢于冒险的性格。即便在“文革”时期，晋江人也敢于冒险犯禁，开设“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做生意。

　　“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必须升华为符合普世价值和共同的商业伦理。“爱拼才会赢”是一种信念，是闽商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支柱之一。没有信念是不行的，但只有信念是不够的，因为信念不等于商业智慧、商业谋略。拥有并超越“爱拼才会赢”，闽商才真正会赢善赢。我们欣慰地看到，在崛起的新一代闽商中，那些拥有真正商业智慧的，已表现出新的心态、新的性格，展现出远大的战略眼光和严谨的伦理操守。

　　独立性：“独行侠”和老板情结

　　在诸多的中国商帮中，闽商是最不像“帮”的一个。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一条虫”，这话用来形容闽商更是入木三分。

　　闽商遍天下，多是“独行侠”。无需避讳，闽商精神中最缺乏的就是团队精神。闽商的一个个性是老板情结——在闽人许多人看来，打工通常被认为是穷途中的末路。他们中大多数人，宁愿开个小店、摆个小地摊，也要自己“当家作主”。

　　闽商这一性格，也表现在一些俗语里，如“宁做鸡头，不当凤尾”。在福州商人圈里，“合字不好写”，常常既是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商业合作的一种评价。闽南流行“不当老板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之语，也表现了闽商的这种心迹。结果是，人人都做老大，但企业长不大。过去在福建，四世同堂的家族并不鲜见，但企业合伙人之间能够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到底的，可以算得上是传奇了。究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种。

　　其一，与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闽地山多，耕地稀少且贫瘠，加上交通不便，社会交往少，形成了在生产上不需要协作却重于自然资源争夺的传统。有限的资源，艰难的生存环境，缺乏合作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契约精神的淡化，使闽人对于利益关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这种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其二，与早期到海外的闽商谋生手段、经营方式有关。早期漂洋过海去谋生的闽商，财富多由切计刀锥之利而成。闽商以剪刀、菜刀、剃头刀“三把刀”起家的比比皆是。这种谋生手段和经营方式，常常连家庭作坊都算不上，真正是所谓“鼎子挂在草鞋鼻上”的独个营生。

　　其三，与冒险性格有着内在的关联。这与浙商等大相径庭。不可否认，商会对商家的发育、成长和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商会并不仅仅只是个排忧解难、互帮互助的组织，它们组织健全、功能强大，对商人自律可产生有力的约束。这种约束，而对于那些奉行“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商业价值观的闽商而言，是不可忍受的。

　　闽商独立性的表现之一是，很少拉帮结伙，帮派意识淡薄，这与水泼不进的潮商帮完全不同。由此延展开来，闽商因其独立性而不盲目排外，表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格。

　　中国八大方言中，福建占了两个——闽东方言和闽南方言。闽商固然操的是方言，听起来像外语一样难懂，但与外地人打交道时，他们并不像其他一些方言区的人群那样，表现出语言上的自闭倾向。我们对这样的场景或许已经习以为常——几个福建人在一起谈得尽情尽兴，如果来了一位外省客人，绝大多数人会立即改口说普通话，哪怕他们讲得很费力，讲得很不标准。

　　全球经济正走向一体化。商会以地缘关系、亲缘为纽带的互帮互助行为，应该注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契约精神。在陌生人社会上建立的契约关系，正是现代公司制的精髓所在，是工商社会中人与组织，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只有公司制才能够快速、有效率地配置各种资源，以满足人类活动的需要，达到一个群体希望达到的目标。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形式，再多的人简单相加，聚在一起，终究不过是乌合之众，再多的资源也会流于内耗。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看到，闽商中的这种散兵游勇、单打独斗的状态，正在新一代闽商群体中得到改变。比如，闽南的“七匹狼”，就展示了一个同舟共济的崭新的闽商精神。“七匹狼”能够成为以品牌经营为核心的成功企业，可以说，靠的正是传统闽商所缺乏的团结协作意识。狼世界的真正力量，在于团体的默契配合。人类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组成的团队，应该认真学习狼世界的合作、忠诚、锲而不舍的品质。力量，包括商业中成功的力量，都来自合作。

　　兼容性：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品格

　　在漫长的区域历史演进过程中，背山靠海的地理环境，中原到闽、下海出洋、行商内陆的人口多向迁流传统，形成了福建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生态特征，并深刻影响了闽商性格的养成。

　　学者张燕清先生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福建文化生态的表征。一是福建文化在源流上是多元的，但在地理布局上又呈碎状割据的状态。二是福建文化在态势上呈现既开放又封闭的两面性，折射为陆地农业文明和海洋商业文明并存，相互交融。前者具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后者富有拼搏开拓的进取意识。三是与此相对应，海洋商业文明往往以动态和开放为特征。

　　福建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诸因素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而使福建文化在与外来异质文化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大的融摄力和兼容性。宋元时期的泉州，多种宗教文化在同一时空中兼容并存、相互辉映就是最好的佐证。因为山脉的阻隔而形成的独立的地理单元格局，福建文化在布局上呈碎状割据的状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海洋文化等等，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平行并存。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构造了多向度的文化力，引导着福建区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模式。

　　其一，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南宋大儒朱熹建构了闽文化的价值内核。“存天理，灭天欲”到了闽商那里，就成为反对见利忘义的商业伦理精神，在实践中表现为儒商风范。

　　所谓儒商，即以儒道经商，就是儒家基本商业伦理的践行者，强调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遵守“敬业守分”、“克勤克俭”、“与人为善”的职业准则。理学伦理在明清以来渐渐普及化、庶民化、世俗化，并内化为非纯粹功利主义的商业伦理，规范着工商业活动。因此，明清以来，在福建，儒商的经济活动就呈现出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势态。

　　这种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精神，在现代闽商身上仍然大放异彩。福建九牧王创业者林聪颖，对产品质量要求严格到了苛刻的地步：发现不合格产品一律返工。以文化视角析之，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童叟无欺”的商业道德，体现的正是义利兼容的商业伦理。

　　其二，仕商兼容的双重价值。明清时期，福建社会已萌发出重商文化的因子。即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文化的“鄙视商贾”观念也不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表现出对商、工的宽容甚至肯定。

　　明中叶以来，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经济已相当发达。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新变动，士绅阶层和社会精神领袖在把家族社会纳入儒家道统的同时，也尝试着为地方利益及商业行为提供合法性的依据。明朝全能大儒王阳明即强调：“士农工商四民虽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把传统中一直被视为贱业的“工商”，摆到与“士”同等的地位。在他身后，闽籍独立思想家李贽也疾呼：“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及至有清一代，红顶商人有了滋生的土壤，亦官亦商之流风被至今日，却是另一话题。

　　其三，报效桑梓的价值取向。闽商以海内外为人生奋斗的舞台，他们爱拼敢赢、善观时变，在经济事业中获得惊人成功的不在少数。这些成功人士，都是具有高度商业理性、商业智慧、商业勇气的大商。

　　这种理性、智慧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事业成功之后，往往通过报效桑梓的方式，达成对人生价值的自我肯定。当然，报效桑梓的背后其实是光宗耀祖，这是许多闽商同一种情感的两种表达，把报效桑梓作为既实现光宗耀祖的夙愿，又容易得到社区认可的有效途径。福建民间的大族富绅，对宗族和社区负有赡养孤寡、兴教办学、修桥筑路等公益事业的责任。他们把这既看作一种义举，也看作一种天职。特别是兴教办学的传统，在当代闽商身上更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事实上，以文化演进的视角进行逻辑推演。可以认为，成功闽商报效桑梓的价值取向，源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出生于厦门集美、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的光辉典范。

　　作为闽商最重要、最可贵的精神之一的陈嘉庚精神，在今天的新闽商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出生于福清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先生堪称新典范。30多年来，他个人捐款已超过60亿元。他有句名言：“商人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充其量算个富豪。”

　　福建文化生态是闽地社会经济历史传承的产物，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对闽商的影响是显著而深远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在我国正在构建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布局中，福建海洋文化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新一代闽商也必将与时俱进，重塑崭新的性格和风采。

　　2011年11月，中共福建省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爱国爱乡，海纳百川，敢拼会赢，乐善好施”的福建精神。这种精神将闽商品格的正面取向和福建精神一一对照，竟然高度契合。这种官方的肯定、褒扬、倡导，将聚成强大的政商合力，大大提升闽商文化的境界。福建海洋文化，必将重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