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不会关心你是不是一个服务型App，他们关心的是这个产品到底对我有没有用？”

向领导汇报是陶光灿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贵州大数据产业中“食品安全云”（以下简称食品云）启动至今，作为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陶光灿已向中央、各省市相关官员汇报了许多次。

在他的汇报中，“食品云”的目的是“将消费者、生产者、监管者和第三方检测机构联系在一起，形成信息闭环，通过分析整理大数据，提供个性化服务”。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飘”起了许多“食品云”：河北省食药监局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开发的“药安食美”App上线已近一年；上海市2012年就完成了食品安全云平台的研发工作；江苏省昆山市花费4000万元构建食品安全云……各地构建这朵“云”目的不一，“跨越信息的鸿沟”、“为消费者服务”、“建立食品溯源系统”是其中代表。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光有技术还远远不行。”这是贵州“食品安全云”项目建设及产业化高级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跟进贵州食品安全云项目一年多来的感慨。

“食品云”成了“食品啥”

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朵“云”。腾飞（化名）在贵阳生活23年，知道贵州大数据会“有利于产业发展”。但当记者问起“食品安全云”时，他的反应是：“不是叫产品质量云吗？”

河北省食药监依托云技术开发的“药安食美”App能实现扫码查询、举报、实时监控多种功能，但上线已近一年，App的下载次数只有六万余次。

南方周末记者致电多省食药监管部门，面对“食品云”的提问，记者所获最常见的反应是：“食品啥？”

各省市对“食品云”并没有统一的理解，有的认为是食品追溯体系的延伸，有的觉得是“智慧城市”的分支。

“许多地方对大数据的认识还不很明确，更何况新出现的食品云。”邬贺铨说。

另一些曾被媒体报道过的“食品云”则是“雷声大雨点小”。

早在2011年，哈尔滨就入选首批“中国云计算基地联盟”的成员单位；2012年当地政府还设立了“云计算”发展专项资金，据媒体报道将“投入5亿元满足云端应用需求”。但当地食药监部门对“食品云”项目的回应是“仍在摸底阶段”。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地食药监管机构改革进度不一。

哈尔滨市食药监局科技与宣传处处长张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食品云”最初属于市工商局的项目，改革后工商部分职能先是并入食药监，后来又放到新成立的市场局，这项工作就“停顿下来”。

上海市的情况大同小异。2012年上半年，就有媒体报道上海市已完成了食品安全云平台的研发工作，但南方周末记者致电上海市食药监局得到的信息是“三个月前才完成体制改革”，对食品云的事“并不清楚”。

从那些成功搭建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食品云”的建设首先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河北省食药监依托“云上河北”计划，获得省发改委专项资金；而在地处西南的贵州，“食品安全云”被列为省大数据产业重点领域应用示范工程，仅省内支持单位就有11个，包括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食药监等。

安徽省食药监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经济落后，安徽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而哈尔滨“食品云”建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市财政的拨款还未落实”。

对建设中的“食品云”，各省份的理解并不相同。

邬贺铨发现，贵州省希望依托“食品安全云”建成的追溯系统，推出一系列本土优质企业，也能够促进省内食品产业发展，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而河北省食药监巡视员刘骁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药安食美”的目的在于，让被锁在文件柜里的数据“动起来”。

“河北省每年抽检食品药品的费用是一个多亿，抽检后99%的合格数据，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刘骁悍说。现在只要登上App，市民就能完成对食品药品的查询、举报、监督等一系列动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鹏看来，地方政府建“食品云”是传统监管能力不足倒逼的结果。

“中央强调简政放权、政府机构改革不增编、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三公预算经费削减……这些都让传统粗放式、巡查式、运动式监管方式力不从心。” 刘鹏认为，食品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监管部门的风险和责任，甚至还能获得地方政府一些新的支持资源。

没有数据，哪来的“云”？

“我们工作最大的‘点’就是抹平消费者、监管者和企业之间‘信息的鸿沟’。”这是陶光灿心中“食品安全云”的意义所在。

但“抹平信息鸿沟”的困难程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23岁的张涛（化名）记得，自己的手机里曾下载过“能够给超市食品扫码”的App，但没用多久就都删了。“中国那么多种食品，如果只能‘扫’到正规企业的产品，这个App似乎并不足以保护我的健康。”张涛说。

陶光灿承认，“食品云”工作的局限就在于如何获得尽可能多的数据。而获得数据的第一重阻力，竟是监管信息的所有者——政府。

“有些政府人员认为这些数据是国有资产，不可以公开用来引导产业发展。另外一些人认为，数据涉及信息安全问题，拿出来有风险。”陶光灿说。收集数据阶段，他和同事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掌握数据的工商、质检及食药监沟通。

陶光灿所在的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官网上自称为“云工程产业化载体”。但邬贺铨指出，公司“本质上是一个事业单位”。公司一百余名职员，全部来自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非官方”设置，本意在于获得更多的挪腾空间，但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却带来尴尬。

2013年底，“食品安全云”大数据平台开始搭建，2014年4月，食品安全与营养（贵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但直到同年10月，贵州省食药监总局才印发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云协同推进机制的公函，这还是贵州省政府“大力支持”的结果。

“食药监的工作职责是保障食品安全，而引导大数据产业发展不是他们的义务。”邬贺铨说。

另一些由省食药监部门主导的“云”，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跨省获取数据。刘骁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药安食美”数据平台，已掌握了河北省从2012年起的抽检数据。下一步工作，则是“联系兄弟省市，把他们的抽检数据对接到我们的系统里”。

获取异地数据是最困难的部分。“对一些监管部门来说，数据就是权力。部分政府部门也依靠信息不对称来完成管理，如果太透明了，对管理是个挑战。”邬贺铨说。

安徽正尝试从企业入手，进行食品安全信息化试点。不过，安徽省食药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向食品企业“要数据”经常受阻。

“企业担心进入系统后受到更多监管。”陕西省食药监网络信息化办公室主任杨宁举例，企业卖了20万件产品，一般只上报15万件，食品云带来透明管理他们“肯定不太愿意”。

企业敢于“拒绝”，因为地方政府的“要求”本就缺乏法律依据。我国新食品安全法只规定“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在刘鹏看来，这种规定“更多是行政鼓励而非行政义务”。

“完成任务式”的做法，让企业提供数据的真实性存疑。“没有好的数据，云从哪里来？”邬贺铨问。

“主人翁意识太浓了”

“如果说这朵云是一辆车的话，大数据中心就是一条高速路。”这是贵州省新闻联播的画外音。若没人提醒，很难相信以上报道是在推广一款手机应用App。

“从营销上说，这是一种不及格的表现。”App营销专家刘杰克说。

河北省食药监巡视员刘骁悍承认，自己“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推广方法”。

“药安食美”上线初期，河北省食药监曾尝试过“下载即送50兆流量”，但效果一般。后来，“进社区”“进校园”的实地推广成为主要手段，人们大多现场下载安装，但99%以上下载后并没有真正使用。

“在今天这个变化的时代，好酒也怕巷子深。”刘杰克说，互联网时代需要的是病毒式的事件营销，达到一个爆破性的作用。

不过，刘骁悍也开始考虑尝试拥抱“互联网思维”。他曾考虑和阿里合作，但因为理念不同而放弃：“阿里觉得要有赢利点，我们觉得目标是老百姓得到保障。”

是否要盈利，是政府和企业在操作“食品云”时的最大区别。刘骁悍坚持在“药安食美”App里杜绝广告：“省政府每年拨两百多万开发费用，是用来给老百姓服务的，不是去向老百姓赚钱的。”

“政府的主人翁意识太强了。”刘杰克对此嗤之以鼻，“客户不会关心你是不是一个服务型App，他们关心的是这个产品到底对我有没有用。”

作为“事业单位”负责人，陶光灿也认为“食品云”更应该宣扬“正能量”、有选择地投放信息：“负面信息还是得由政府发布，我们没有发布权限。像360杀毒软件一样，我们不能说什么是不合格的，但可以说什么是合格的。”

“政府做食品云99%会失败。”桑黎川说。他创立的智云达公司，试图以私企名义组建“食品云”。他以企业的名义搭数据、建平台，并坚信市场能够解决从食品企业获取数据的问题。“比如，在食品包装上印制带有‘摇奖功能’的二维码，帮助推销产品。只要有助于销量，企业就愿意干了。”

但主动权仍掌握在政府身上：智云达的数据来自各地政府公开的抽检结果、标准、法律法规。这些都是有选择的公开，难以达到“大数据”的要求，桑黎川只能不断呼吁政府广泛公开、与社会共享产品抽检数据。

不过，一蹴而就的放开可能性不大。刘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央政府在研究尚未成熟的政策之时，一向有“分级政策试验”的传统。

“全国层面建立食品云，对数据的质量要求会更高，但现在连食品企业、行业协会、技术公司等角色在‘食品云’项目中定位都还不确定。”刘鹏说。

但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认为，行政规定也可以通过市场引导：“可能政府现在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能够把这项工作接住。”

也许，更好的方式是探索和合作。赵萍认为，“食品云”形成气候的关键仍在市场。

刘鹏则建议，政府应在“食品云”运营中扮演倡导者、协调者和监管者角色：“无论是否盈利，我都建议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第三方平台运营。”

贵州省正从不同方向探索这种“合作”。2014年，贵州省政府牵头，与合作的广东等九省市质检机构入驻京东服务市场质检频道，为京东平台提供食品检测和认证上的技术服务。

可以想见，这种模式一旦打通，人们也将像在订机票网站看到航班延误信息一样，在网购平台上看到网售食品的官方抽检合格率。

但邬贺铨仍认为改革势在必行：“贵州既然走出这步，就要意识到，大数据的最终应用，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上的创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