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得那么多，但那时化肥、农药品种的安全性比今天更加严重。据了解，当时用量最大的农药是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这种农药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在西方早已被禁用。所谓累积性，就是进入生物体后只吸收不排出，无论用量多少，日积月累总会导致毒害，这也造成那时中国一般百姓的粮食几乎都残留着这种成分，但在那个年代能吃上这样的食物而不挨饿，已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可见，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改革开放以前“食品安全”问题不凸显，是因为那时食品匮乏的问题太凸显而已。以牛奶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确没有类似毒奶粉问题，因为那时除牧民以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不消费牛奶。当时很多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牛奶更是不敢想象的奢侈品。

　　在改革开放之前食品匮乏的年代，食品供不应求，只要不是问题特别大的食品都能销售出去，掺假造假“还情有可原”，而现在市场供大于求，消费者对食品的要求也更加严格，而且国家也有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仍然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那食品安全问题就不能单纯说是一种市场现象，而应从市场经济之外寻找原因。

　　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问题引起社会反映后，当地政府一直掩饰真相、庇护企业，而持有三鹿43%股份的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却不顾自己利益可能受损，要求政府处理此事。

　　当然，后来三鹿负责人受审时说，恒天然在三鹿董事会的代表对三聚氰胺一事也是知情的。显然，恒天然并非纯洁善良，而且曾屈从了从中国获得股份分红的“潜规则”。据说当时恒天然很少过问三鹿的经营，这个持股43%的大股东，在7人董事会中却只派了一个代表，说是为了避免“违背当地政府意愿的风险”。但无论如何，后来排除阻力提出亡羊补牢的还是这个新西兰股东，这难道还不令人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