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标为何每每表现“大尺度”
乙草胺是什么?还能放心吃草莓吗?乙草胺是一种常用的除草剂,最早由美国发明,很多国家都在用,包括美国,乙草胺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相比美国的标准规定,我国对乙草胺的使用规定更严格,只允许在糙米、玉米、大豆、花生和油菜籽中使用,残留量限定也更低。
不过,我国和美国对乙草胺的使用范围规定都不包括草莓。如果真的有使用,那就属于违法行为,理应严厉打击。
草莓检出乙草胺的疑点
不过,这个报道中草莓检出乙草胺超标也存在一些疑点。
第一,乙草胺是一种芽前封闭除草剂,一般在作物出芽前使用,而且乙草胺的降解期很短,一般也就几天,到草莓成熟一般不会有很高残留。
第二,乙草胺对草莓的苗也有一定的伤害,如果用太多,也会杀死草莓的苗。农民在种植过程中几乎不能使用大剂量,否则也会杀死草莓的苗、直接影响收成啊。
第三,现在草莓的种植,大多数都是地面覆膜的,主要是怕草莓触地以后发生霉变,降低品质和产量。覆膜的另一个效果就是抑制杂草生长。基本上,膜下的杂草是无法生长的,几乎也不需要打除草剂。
因此,在草莓中检出如此高含量的乙草胺是很诡异的一件事,不排除失误的可能。
需要担心草莓的安全问题吗?
乙草胺的大鼠经口急性毒性LD50(半数致死量)为2.59克,即使是检测值最高的草莓(0.367毫克/千克),要达到中毒剂量,得一次性吃7吨多。
事实上,乙草胺的B2类致癌物分级是EPA(美国环境保护局) 1996年以前使用的标准,现在乙草胺的分级是“有致癌可能的暗示,但没有充分的研究证实”。
媒体报道中乙草胺残留检出值最高为0.367ppm,报道称“长期大量”吃了这种农残超标的草莓会中毒、致癌。不过,究竟要多大量呢?
我国标准认为,乙草胺的ADI(每日容许摄入量)为0.02mg/kg bw,如果按照这个参考值,一个60千克体重的成年人每天要吃3.27千克这种草莓才会超过安全范围。
在更为严格的欧洲(欧盟不允许使用乙草胺),EFSA(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评估认为乙草胺的ADI为0.0036mg/kg bw/day,一个体重60千克的成人,每天也要吃580克草莓才会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担心不安全前,先看看自己每天到底会吃多少草莓吧。
媒体检测须加强科学性
在这次检测中,记者就随机在北京的几个农贸市场、超市等地选择了8份草莓样品。做过样品分析的都知道,这样的结果完全不具有统计学的代表性,并不能反映所有草莓的情况。
很多人看到数据超标就会很恐慌,其实,数据解读比数据本身更重要。
即使有科学的检测方法和流程,食品安全检测,尤其是媒体及个人的“自检”行为,还需要一定的审议流程,即对检测的数据有科学解读。
媒体在进行食品安全检测并报道时,最好能请权威的机构或部门或者专业人士进行解读,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再发布结果,也促进监管部门的工作;如果没有审议,甚至试验设计和检测都出了问题,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消费者会质疑实验的结果和动机。
国标为何每每表现“大尺度”
“随机买8份草莓,均检出致癌农药残留”,这样一个结果,无疑再次触动了国人脆弱的神经。当然了,现实或许还没想象中那般糟糕。新闻中提到,所检测出的两种农药,其中之一的含量符合国标,另一种则根本不在国标名录之列——这样的状况,我们并不陌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虚虚实实的“食品安全”议题,往往都指向了“国标的缺失或滞后”。
草莓有毒?草莓无毒?倘若参照不同的标准,便会有不同的答案。于是乎,这俨然成为一个见仁见智、各说各话的“谜题”。需要追问的是,事关食品安全的一些国标,为何每每表现出“大尺度”?要知道,这绝不只是因为职能部门后知后觉,对某些农药的药理属性缺乏认知与警惕,而是由于在多元的利益博弈格局下,“国标”或宽或严早已超越了科学判断的立场,而变成各方势力施加影响之后的妥协产物。
一面是基数众多的普通消费者,一面是由种植户、批发商、零售端所构成的完整产业链,前者固然希望“国标”能从细从严,后者却倾向于“国标”能从宽从松。这些年来,相关“国标”虽然有了长足进步,但显然远未达到民众预期。而若贸然将“国标”与先进水平接轨,又会增加种植成本,削弱农产品的相对竞争力,必会遭到“产销集团”的反弹。
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果蔬的安全指数,会随着国标的收紧而稳步提升吗?这并不乐观。随着有机农业、绿色农业的大行其道,众多有较高支付力的人群,率先选择接受高价换取更可靠的果蔬。这种趋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消费者的整体意志,使得呼吁“国标从严”的民间声音弱化。另外,以“国标”体系为核心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本就无法做到全面覆盖。这导致了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农业生产会一如既往地滥用农药。
尽管我们承认,确保果蔬安全,离不开一套严格的标准,以及确保标准得以落实的监管架构,但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同样重要的是,要在现代科学与耕种传统之间,找到一条渗透和贯通的可行路径。只有当种植户被引导、指导着,放弃“滥用农药”的生产习惯,他们才会试着改变。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一套能将公共治理意愿,延伸到田间地头的成熟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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