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公布《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一级召回是食用后已经或者可能导致严重健康损害甚至死亡的，应当在知悉食品安全风险后24小时内启动。《办法》还规定，生产者、经营者都应履行召回义务。

　　尽管新的《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还要等到9月1日才开始施行，公众仍对此表达了热切期待。

　　新规亮点颇多。比如，明确了食品召回的级别，并规定了启动召回的时间限制。此举不仅对生产经营者是一个限制，也是对管理者的约束，而清晰的规定同样也可以作为消费者发起维权诉讼的法律依据。又如，对无视召回规定的生产经营者，设定最高3万元的罚款额度，也有助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权衡利弊，规范行为。

　　特别是，食品召回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国家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也即，不再依靠单一追责的事后惩戒，而是基于事先防范的前置预警。这显然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符合国际通行惯例。

　　不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注意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其一，如何区分显性与隐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那些已经导致民众健康受损乃至死亡的“毒食”，启动“召回”想必不成问题;而对于存在潜在危险的食品，情况显然会复杂得多。鉴定是否存在隐患，企业有无“召回”动力，等等，并不乐观。还有待此后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定。

　　其二，召回制度可能会对那些品牌企业产生威慑，而对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散、乱”等食品制售主体，恐怕很难形成有效约束。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广大农村市场，更是鞭长莫及，只要不是出了人命，问题食品往往很难进入监管者的视野。

　　还有，一些大型超市私换标签、篡改日期的做法，也难以完全绝迹。据媒体日前报道，北京某超市对过期熟食篡改包装日期和保质期后重新上架出售。新的召回制度能否管住这类“公开的秘密”，有待观察。

　　说到底，食品召回只是非常规状态下的一项管理制度。若想保障食品安全，仍需要相关监管制度的配套，比如，畅通的举报渠道，严厉的“黑名单”制度，还有明确的监管责任。此外，还应该尽快规范食品生产流通体系，将所有食品的生产与经营置于监管的网络之中，实现全覆盖、全环节监管。惟其如此，方才有可能切实护佑“舌尖上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