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快递”被叫停，“余额宝”曾遭遇“红灯”，互联网“专车”引起轩然大波……随着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日益深入全面，各种利益博弈加剧，互联网创新模式和现有法律法规的矛盾显现。

　　透过争议，也能看出有些政府部门对互联网迅猛发展和科技快速变化的种种“不适症”。既要完善监管，又要保护创新，同时又要防止利益作祟——随着互联网业态的风起云涌，政府面临的新挑战将越来越多。

　　近段时间，“专车”服务的兴起成为互联网领域又一备受关注的新兴业态。借助互联网，“专车”服务瞬间消除了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便利性、差别化乃至价格等方面呈现出普通出租车难以企及的优势，几乎对后者形成“秒杀”态势。一些租车公司乘势大举进入互联网“专车”领域。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些不具备运营资质的私家车借此揽客，一些不适用打车软件的消费者则面临进一步的“打车难”。对此，一些地方叫停“专车”服务。上海市有关负责人直言，互联网“专车”是未来发展方向，但是也必须依法合规。

　　一款名为“人人快递”的互联网应用去年也曾有过类似遭遇。这款应用让人们顺路带个快件送到目的地，并得到相应报酬。不过，根据邮政法，从事快递业务必须取得经营许可证，“人人快递”因没有经营许可证，“自由快递员”也没有任何资质，因而在一些地方被依法叫停。

　　此外，“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曾被规定“早晚高峰时段严禁出租车使用”，出租车的开车抢单甚至被一度叫停。支付宝、腾讯推出的虚拟信用卡产品以及条码(二维码)支付等面对面支付服务也曾被监管部门发文暂停。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政府部门依法叫停无可厚非。但一些创新企业遭遇的“市场叫好、政府叫停”的情况，也常引发“遏制创新”之忧。

　　从商业到金融、交通、通讯……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领域的渗透影响越来越全面而深入，甚至成为所有产业面临的新的环境因素。政府对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新业态、新产业予以叫停属于个案，其对互联网的被动应对乃至种种“不适”，恐怕亦已是一种“新常态”。

　　一是法律法规和监管模式的不适应。有人曾指出，“人人快递”被叫停，坏就坏在“快递”两个字上。如果改换成“人人捎带”或别的什么，那就不违法。问题是，对这类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如何进行监管，法律法规仍有空白点。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说，传统监管模式遭遇挑战，而新的管理模式和行业秩序又没有方向，这是当前互联网产业与传统行业、监管部门矛盾爆发的核心所在。

　　“互联网业态往往跨界，而一跨界就容易与现有的法律制度形成冲突。”上海数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建明说。

　　二是技术手段和水平的不适应。淘宝平台上究竟有多少电商商户，“双十一”期间571亿元销售额如何核实，退货率有多少，几乎没有一个部门说得清楚。

　　记者了解到，目前涉及电子商务管理的有商务、工信、公安、网信、质检、工商、银监会等约20个部门。而各部门关于全国电子商务的数据统计都很少，更不用说权威部门数据进行共享。业内人士认为，政府部门还没有形成互联网经济的管理结构。

　　三是培育和服务企业方式的不适应。眼下，一些地方正在编制“十三五”专项规划，经济工作部门对一些产业规划的编制备感棘手。有地方发改系统负责人告诉记者，对“轻资产、高智慧”的互联网企业未来的增速、规模和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难以评估，因而也很难精准制定发展目标和扶持政策。

　　“对于互联网，有些政府人士说的都是外行话。一些部门领导甚至连电子邮件都还不会用。”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说。

　　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互联网和金融资本的不断联合、线上线下不断结合，互联网经济对既定的法律、体制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将越来越明显。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面对互联网，政府的“头痛症”可能才刚刚开始。

　　一些地方已开始直面这一问题。比如，上海市决策层明确，要突破包括“对互联网迅猛发展和科技快速变化挑战的不适应”在内的思想认识上的“四个不适应”。“如何适应互联网”成为上海许多干部、专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方面，应适时填补法律空白。比如，上海有政协委员建议，对于互联网专车，应在禁止专车运营平台招募无资质私家车从事营运的同时，从法律上对互联网专车进行界定，出台管理规范和运价指导，使之与出租车形成良性互补。

　　另一方面，对各类创新企业和业态，应通过合理方式予以支持。陆建明说，相比于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对环境因素更为敏感，为此政府应在资金可得性、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完善基础性工作。

　　业内人士还指出，互联网经济已经显现对市场化改革的助推效应。比如“微信”等产品已经打破了移动通讯领域的垄断局面，“余额宝”等使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加速。某种程度上说，消费者拥抱打车软件和专车服务，也是在冀望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能真正破题。

　　专家认为，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新生事物，法律法规往往是滞后的。对于创新企业，有关部门应更多宽容，让企业有更多的时间和试错机会。

　　面对互联网经济，政府暴露多重“不适应”

　　从商业到金融、交通、通讯……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领域的渗透影响越来越全面而深入，甚至成为所有产业面临的新的环境因素。政府对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新业态、新产业予以叫停属于个案，其对互联网的被动应对乃至种种“不适”，恐怕亦已是一种“新常态”。

　　一是法律法规和监管模式的不适应。有人曾指出，“人人快递”被叫停，坏就坏在“快递”两个字上。如果改换成“人人捎带”或别的什么，那就不违法。问题是，对这类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如何进行监管，法律法规仍有空白点。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说，传统监管模式遭遇挑战，而新的管理模式和行业秩序又没有方向，这是当前互联网产业与传统行业、监管部门矛盾爆发的核心所在。

　　“互联网业态往往跨界，而一跨界就容易与现有的法律制度形成冲突。”上海数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建明说。

　　二是技术手段和水平的不适应。淘宝平台上究竟有多少电商商户，“双十一”期间571亿元销售额如何核实，退货率有多少，几乎没有一个部门说得清楚。

　　记者了解到，目前涉及电子商务管理的有商务、工信、公安、网信、质检、工商、银监会等约20个部门。而各部门关于全国电子商务的数据统计都很少，更不用说权威部门数据进行共享。业内人士认为，政府部门还没有形成互联网经济的管理结构。

　　三是培育和服务企业方式的不适应。眼下，一些地方正在编制“十三五”专项规划，经济工作部门对一些产业规划的编制备感棘手。有地方发改系统负责人告诉记者，对“轻资产、高智慧”的互联网企业未来的增速、规模和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难以评估，因而也很难精准制定发展目标和扶持政策。

　　“对于互联网，有些政府人士说的都是外行话。一些部门领导甚至连电子邮件都还不会用。”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说。

　　克服“不适症”才能适应“新常态”

　　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互联网和金融资本的不断联合、线上线下不断结合，互联网经济对既定的法律、体制和思维方式的冲击将越来越明显。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面对互联网，政府的“头痛症”可能才刚刚开始。

　　一些地方已开始直面这一问题。比如，上海市决策层明确，要突破包括“对互联网迅猛发展和科技快速变化挑战的不适应”在内的思想认识上的“四个不适应”。“如何适应互联网”成为上海许多干部、专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方面，应适时填补法律空白。比如，上海有政协委员建议，对于互联网专车，应在禁止专车运营平台招募无资质私家车从事营运的同时，从法律上对互联网专车进行界定，出台管理规范和运价指导，使之与出租车形成良性互补。

　　另一方面，对各类创新企业和业态，应通过合理方式予以支持。陆建明说，相比于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对环境因素更为敏感，为此政府应在资金可得性、知识产权保护、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完善基础性工作。

　　业内人士还指出，互联网经济已经显现对市场化改革的助推效应。比如“微信”等产品已经打破了移动通讯领域的垄断局面，“余额宝”等使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加速。某种程度上说，消费者拥抱打车软件和专车服务，也是在冀望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能真正破题。

　　专家认为，面对互联网环境下的新生事物，法律法规往往是滞后的。对于创新企业，有关部门应更多宽容，让企业有更多的时间和试错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