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检测与评估是由权威机构来进行,不是“隔壁王大妈说了算”。但权威机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建构?以及如何检测?是否真正权威?这些问题就如神秘的生物科技一样,距离大众,不仅仅是“一步之遥”。

争议从来都是转基因技术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很多科学家还是在有良知状态下关注这项事业的发展。我们的科学家并不像很多人说的和利益有多大的关联。”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昆仑说。他表示在进行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时,也始终保持客观,“在任何场合我都说,技术本身是有先进性的,有潜力的,但并不代表这个技术没有风险,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不是说我们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我们就一边倒。”

2009年12月初,两个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抗虫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首次获得农业部为转基因水稻颁发的安全证书,但是安全性证书到期之后,迟迟没有续批。“转基因技术跟其他新技术的出现一样,都会遭遇到争议。”黄昆仑说,人们在没有完全认知转基因技术的时候产生这种争议是正常的。

但是黄昆仑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争议与反对的合理性的。“我们以前从事科学研究,都简单地认为只要把科学知识传播出去,让人们理解,就不会产生恐惧了,但哪怕你解释得再清楚,还是会产生恐惧的心理。”黄昆仑说。

虽然能接受这种正常的争议,但困扰转基因技术科研人员的是那些没有站在科学角度上的质疑。“谣言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志兴说:“谣言不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去理解,你传播一个辟谣的东西可能需要专业的知识或者实地调查。辟谣不能胡说八道。”

“比如国内的东北玉米事件,媒体报道说母猪吃了转基因玉米不下崽,老鼠都死绝了。我们后来专门组织人员去当地调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黄昆仑说。对于目前流传转基因食物产生危害的传言,黄昆仑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说法是有科学依据并得到了实验证实。

多数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危险围绕着是否会对人体产生遗传或者机理上的改变,黄昆仑表示只要转基因食品表达的蛋白质不是致敏蛋白和毒蛋白,在进入胃肠之后就消化成了小分子成分,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和能量,“事实上人们常吃的食品也包含了成千上万种基因,现代科学没有发现一例通过食物传递遗传物质整合进入人体遗传物质的现象。”

相比于谣言,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处副处长刘培磊表示辟谣要艰难得多,他们印了宣传册,也组织了相应的辟谣工作,但收效甚微,“你回应了公众不一定看,这个是关键。”

“现在的网络看点击量,点击量越高就在前头,辟谣点击量就低,有些人看到就不管了。所以辟谣的东西放到网上,很快就被那些点击量高的信息盖过去了。”黄昆仑说。

除了关于安全性的争议,通过推广转基因获取利益的说法也遭到了黄昆仑的否认,“现在我本人,包括现在检测中心里面的这些人,没有说将来会跟转基因的产品发生利益的关系,我们只是做安全评价。”

但关于利益,黄昆仑有自己的理解,“作为研发人员,你如果作出重大贡献,肯定会给你奖励,获得利益是应当的。比如研究杂交水稻技术的袁隆平先生,他搞出这么多杂交水稻,然后推动了整个水稻产业的发展,你说他该不该获得国家的100万元的奖励?”

“推进转基因产业的发展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我们要推进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安全了才行,不安全的、没有经过完整地安全评价的,是要卡死在那儿的。”刘培磊表示安全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基础,所以肯定要做好安全方面的每一步工作,不能说只看重产业的发展前景而不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这对整个产业发展也是不利的。“但是我们希望不管是支持转基因还是反对转基因,大家都能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去讨论,而不是借助于谣言。”刘培磊说。

转基因食品安全指的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谈论转基因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但实际上很多人对安全的概念还没有理解清楚。”刘培磊说。他认为,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所以争论的起点应该是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根据目前的情况,主要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也并不只是其字面意思所能完整展现的,它仍然有其特殊性。“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时候是指相对安全,而不是绝对安全。”黄昆仑说。

一直在中国农业大学进行食品安全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研究的黄昆仑表示任何一种食物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就拿我们吃的豆类来说,如果做不熟的话就会含有毒物质。包括马铃薯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含有有毒物质。”

在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时有一个原则,比较分析原则。它是根据1993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所提出的“实质等同”概念发展而来。这个原则已经成为判定一个转基因食品与其对照食品在健康和营养特征上相似性的国际公认标准。

比较分析原则意味着,评价转基因食品安全不安全时首先要拿它跟之前没有转基因的作物比较,比如转基因大豆跟非转基因大豆拿来比较。“转入或删除这个基因,和它转入之前的农作物比较,如果没有增加它的风险,我们叫实质等同,即实质上是一样安全的,反之亦然。”刘培磊说。

上世纪90年代,杜邦先锋公司利用生物技术手段,将巴西坚果中的2S清蛋白基因成功导入到大豆中,有效提高了大豆中的含硫氨基酸水平。但之后研发人员在进行致敏性研究时发现,对巴西坚果过敏的人群也同样对该转基因大豆过敏,因而推断2S清蛋白可能是致敏的主要成分。随后,这一实验终止。

黄昆仑表示,如果在被转基因之前某种作物就存在让食用者过敏等风险,比如花生、坚果等,就不能作为证据说明转基因之后的作物是不安全的,“因为这跟我们转过去的基因没有关系。”而实际上,像花生等目前有过敏历史的作物是没有其相对应的转基因产品的。

“这就涉及评价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个案分析原则,就是说事情要采用个案分析,不能笼统地说转基因产品是安全还是不安全,你要看转的是什么基因,要看转到什么地方。”刘培磊说。

然而这仍然无法打消人们的疑虑。“挺转”者认为目前转基因技术以及产品遭遇的非议恰如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来火种,却在悬崖上受难;而“反转”者则认为这是一个外表精美,看起来不那么张牙舞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将会是灾难。

安全评价遵循国际惯例

自从农业出现以来,人类种植的绝大多数农作物都已经不是自然演化的野生种,而是千百年来经过有意识的人工选育,通过杂交等育种技术将优良性状基因集合在一起的新品种。就像野生胡萝卜并非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橙色,而是紫色。17世纪,一些爱国的荷兰人通过杂交将胡萝卜的紫色改成了当时国旗的颜色橙色。

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发出“目前上市的所有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结论。从这三个机构来看,其所发布的信息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但仍然不能打消中国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对公众舆论也要负责,我们中国目前对于转基因产品的检测可以说是非常严格的。”黄昆仑说。

转基因产品通过生物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屏障,这对于公众的认知来说未免超前,实际上这种跨物种的基因转移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

“传统育种其实也包含转基因的形式,比如杂交、嫁接等技术。很多现在习以为常的作物其实都是经过人工选育的过程得到的,只不过人们当时不知道主导这些优良性状的东西是什么,只能通过一代代的选育来得到想要的作物。实质上也是通过基因的转移来实现。”黄昆仑说,只不过现代生物技术让这个过程大大缩短。

很多人说这些传统的作物已经有上千年的安全食用历史,这也不尽然,比如杂交水稻,我们这才吃了多少年?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大自然原生的东西,这个认识是不准确的。”农业部转基因植物环境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副主任谢家建说。

“要说安全性评价,传统育种方式是没有的,最多是从营养学上去评价,至于食品安全性上的毒理学评价、致敏性评价都是没有的,更没有环境安全评估。而转基因的产品在安全评价上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黄昆仑说。

对这一点,“反转”的人也似乎无异议,他们所质疑的是这么多安全性评价是否能真的保证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在观念上,人们认为现在食用的小麦、玉米、花生等都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我们当然要接受。但有人对花生过敏,我们也不可能抛弃花生。”刘培磊说:“对于通过转基因技术得到的作物,人们会有本能抵触。”

刘培磊认为转基因技术确实存在风险,也让人们产生担忧,没有风险的话国家也不会出台一系列的法规来规范转基因技术应用。“我们要评估风险,让风险可控。菜刀拿来切菜有用;但拿刀来伤人,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黄昆仑说,涉及评估转基因产品安全性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原则——逐步评估原则和熟悉原则。逐步评估原则意味着从确定基因到载体再到受体,以至最终的产品生成、培育、选育再到推广等都要进行相关的安全评估。“从研究开始一直到产业化的每一步中,你要进行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得到上一环节的安全证明。”黄昆仑认为从逐步评估的原则来讲,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估是目前食品里面是最严格的,没有哪一个食品需要这么一个环节、一步一步来。

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选基因以及选化方法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如果这个基因本身具有毒性或过敏性,这个基因就不应该在选择的范围以内。挑选了合适的基因之后再进入小规模的试验,如果没问题就逐步地扩大规模。

熟悉原则是指了解某一转基因植物的目标性状、生物学、生态学和释放环境等背景信息,对与之相类似的转基因生物就具有安全性评价的经验。比如要将一个基因转入玉米中去,而在之前相同的基因已经被转入到棉花中去过,那么在此进行评估的时候,就可以根据之前的经验减少相对的工作。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主要由世界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成立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组织制定。其所指定的制品标准被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为国际贸易争端裁决的依据。CAC于2003年起先后通过了4个有关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评价的标准。依据国际标准,目前对于转基因生物的食用安全评价主要从营养学评价、新表达物质毒理学评价、致敏性评价等方面进行评估。在美国,负责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是食品药品局,中国则是农业部。

“我们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评价在按照CAC标准执行的同时,也会遵循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评价管理办法》来进行。”黄昆仑说。

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须客观中立

在抛出“转基因食品安不安全不是隔壁王大妈说了算”这一论调之后,寇建平列举了几个机构。在中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估体系中,这些机构被主管部门确定为权威机构。

由农业、科技、卫生、商务、环保、检验检疫等12个部门组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在整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体系中担任重大问题协调工作。作为牵头单位,农业部成立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

而技术支撑体系则由以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简称安委会)为代表的安全评价体系、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标委会)为代表的标准体系、40个通过认证获得检测资质的机构为代表的检测体系来构建。

这其中处在舆论漩涡中心的就是安委会。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设立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由从事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很多“反转”人士认为安委会成员是来自各个机构的兼职人员,无法担负相关责任。黄昆仑说:“我们虽然不是全职,但我们仍要承担法律责任,不可以为所欲为。”“安委会要对风险进行评估。如果在研究期间发现它有风险,我们就不会让它再进行下去。”黄昆仑说。

标委会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技术委员会依法批准成立,主要负责转基因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等与安全管理方面相关的国家标准修订工作,目前已编制完成《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规划》。而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也是个严肃的过程,不能随意制定。标准由制标单位做最基础的文字、方法方面标准时,要通过征求业内至少20名专家以上的评议。

标准颁布以后,检测机构就要依照这个标准,来进行检测评估,每一步都是扣在一起的,检测机构的每一步都有相关的法律支撑。”

目前通过认证的40家检测机构主要承担为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和评价提供技术服务,承担农业部或者个人委托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定性定量检验、鉴定,而且出具检测报告。

黄昆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农业部转基因生物食用安全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常务副主任。他表示作为一个检测机构,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的。

“造假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另外造假以后对检测机构的惩罚也是很严厉的,出现造假的情况肯定是要取消你的资质。”黄昆仑说。

对于构建中国评价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这三个体系,黄昆仑表示环环相扣的每一步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据黄昆仑介绍,在经过前期的评估推断之后,还要对得到的转基因产品用实验的方式去检测产品的安全性。在CAC的框架下,国家制定了转基因植物的安全评价指南。“只有在这个指南的前提下,大家去做出来的安全性,才能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

“我们国家权威机构的整个运作过程,向公众说清楚。如果大家不认可权威机构,那谁说了算?那就是隔壁王大妈说了算。”刘培磊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