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食品安全检测的是与非
“个体检测”背后反映的是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更是对“官方检测”的不放心。然而,食品安全监测远不是简单的“买送检”,个体检测与官方检测的关系及在食品安全体系中该如何定位?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检测机构管理不规范该如何解决?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过程和结果遭专业人士质疑
11月1日和4日,深圳市人大代表郑学定、杨勤等10人先后两次自掏腰包在该市大型超市、小超市、菜市场、地摊采购143个和330个样品,交到供港蔬菜基地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两次送检样品的不合格率分别达到11.19%和10.9%。有代表认为“能总体上反映我市农产品安全现状”,对这样的结果形容为“惨不忍睹”,并据此约见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经贸信委、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然而,有食品安全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人大代表的检测过程和结果提出了质疑。首先,用小样本否定大样本的做法被认为很不科学;其次,用快速检测的结果来断定农药超标情况严重不科学;再次,数据的研判解读往往比数据本身更重要,而代表和媒体对数据的解读“颇有偏差”。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钟凯博士解释说,该事件中大量使用快速检测的结果得出农药超标结论,是“不靠谱”的。快速检测作为筛查方法是非常粗线条的,必须用仪器检测才能仲裁。
钟凯进一步解释说,有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将“抑制率”和“农药毒性”混为一谈。“在数据的研判解读上问题更大,比如水胺硫磷在蔬菜中并无限量要求,不知豆角中超标的说法从何而来?氯氰菊酯属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怎能用酶抑制率法(该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诸如此类的不专业解读都产生了误导。”
人大代表的监督值得业内警醒
据了解,深圳市食品监管部门2014年投入1亿多元进行食品检测,已经检测了39万多次。钟凯表示:“监督政府可不是过家家,如果信不过政府的数据,应该质询的是其抽检计划是否科学合理,实验室质量管理是否过关,数据的披露是否及时、完整,而不是拿小样本数据来做比较。”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安全监测专家杨大进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个体食品安全检测”目前确实很难定位。首先,它样本采集量太小,说明的问题有限,其结果无法与官方的大样本相比较或者融合;其次,从检测学上说,需要检测的有害因素是无限的,甲机构报告说合格并不意味着合格,乙机构很可能就检出了甲未检出的有害物质;再次,从检测机构的准入和管理来说,目前也比较混乱,一些未取得检测资质的机构也敢接样本和出具报告,给检测带来了混乱。
杨大进说,目前对检测资质的认证采取的是项目认证而不是机构认证。例如,有的检测机构在铅项目检测上得到认证,有的机构在农药残留上得到认证。因此,取得某项目认证则只有该项目的检测报告可以获得认可,而其他项目的报告不能获得认可。但是许多公众并不知道这一点,经常被一些不合格的报告误导。这次个体食品安全检测事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同时,钟凯表示,人大代表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和思考也有值得业内警醒的地方,比如他们认为应该“完善食品追溯制度,将工作做到前端,从而减少末端检测”就非常符合源头控制、过程管理的思路。代表们对政府部门抽检合格率“虚假繁荣”的质疑也是公众普遍的怀疑。监管部门不应该等代表们督促,而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风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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