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打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白皮书》，披露近5年来广东各级法院受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情况，涉案总额年均高达4亿元之巨。其中，药品、食品竟达6成以上，可谓占据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半壁江山。

　　据白皮书统计，广东法院受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一审案件2067件，审结2030件，结案率为98.21%，判决生效的被告人3270人，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3230人，处刑率为98.78%。伪劣商品涉及消费者的衣食住行，其中，药品领域占49.14%、食品领域占15.73%。

　　在制售伪劣药品、食品领域，大案要案频发。2009年深圳中院一审的7人生产假冒国外药品在境内销售，涉及九个罪名，涉案金额高达1.9亿元，创下了广东法院审结个案涉案金额最高记录。该案主犯华杰被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附加驱逐出境。此外，汕尾中院、潮州中院一审审理的此类案件，涉案金额也高达六、七千万元。

　　为何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如此猖獗?业内人士认为，其中折射出三方面问题：

　　一是监管部门在源头治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当前，尽管从中央到地方组建了食药监总局，改变“九龙治水”、分段治理的局面。但部门、区域的合力不够，“仍像用三节棍打台球”，打击效果有限。一些药监部门人士介绍，对于一些网上涉假信息，如果在省内，还可协调查封网站、撤销广告，但如果服务器在外地甚至境外，侦办工作的难度就会倍增。制售抗癌假药多为跨区域作案，各地对打击工作重视不一，执法部门力度有别，不少案子因此变成“断头案”。

　　对此，要建立立体的工作机制不断压缩制假售假的空间。如，强化部门、区域间的协同作战机制，提高科技侦查手段，通过跨地区联合执法、犯罪信息共享、行刑衔接移送等工作机制，实施链条式的监管打击。

　　二是违法成本低，未能形成震慑。一些基层公安干警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一般情况下量刑3年以下，难以形成有效威慑，导致重复犯罪率较高。譬如，南方某地公安部门在督查一起制售假冒人血白蛋白的案件时，发现主犯以前曾因同样罪行入狱，这种“二进宫”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公安、药监部门的相关人士认为，不仅要从源头加强加大监管力度，还需要通过完善法规、加重刑罚等举措真正遏制违法犯罪。参照其他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判罚，提高生产、销售假药罪的量刑年限和罚没标准，运用现有法律手段综合打击。

　　三是监管部门内部“监守自盗”，致使监管形同虚设。医院和药店是药品销售的主阵地，在这些场所的周边，“高价收药”、“非法门诊”、“拉患问诊”等行为屡禁不止，甚至不乏医药系统内部人员参与其中。2014年，广东省纪委副书记钟世坚就曾痛斥，这些被社会上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领域，如今也滋生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采购、审批、执法等“肥缺”岗位的人员同样有腐败的空间和可能。这一动向暴露了腐败向民生社会领域蔓延的可怕现实，是反腐败斗争将要面对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