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地沟油”到上海“福喜肉”，从孔雀石绿鱼到沃尔玛生虫大米，一段时间以来，市民“舌尖安全”频频告急。虽然问题暴露触目惊心，但总比问题隐藏要好，特别是上海福喜肉和台湾地沟油出现后，相关部门层层追查，追根到底，整个链条上该道歉的道歉，该问责的问责，该刑拘的刑拘，让市民看到了政府对食品安全零容忍的勇气与魄力，市民也“过瘾”“解气”。

　　我市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一直坚持“严执法、严惩处”，市食药局今年已立案查处食品类违法案件3800多宗，移送司法的食品安全案件就有39宗。但是，与外地有所不同的是，我市95%的农产品来自外地，因此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很多都是输入性问题，问题的源头不在我市，而是在周边城市和外省。因此，追根溯源查到问题源头，才能治本。可是由于各种条件或原因，我市对源头在外地的食品违法案件追查却总是力不从心，往往是在我市销售环节抓到违法人员后，经我市司法部门判决后就戛然而止。对此，市人大代表杨勤等呼吁，“销售环节的‘门前雪’固然要扫，生产环节的食品源头更要严防死守，有问题要追查到底。”

　　食药监部门监管外地源头难度大

　　“明明知道孔雀石绿鱼的源头在周边城市，却很难到外地去执法。”市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苦恼地告诉记者。据悉，由于我国对食品安全实行属地管理，深圳食药监部门没有权力到外地去执法，只能将问题通报给当地食品监管部门，当地食品监管部门是否去调查执法，就很难确定了。“因此，我们把监管与打击的重心放在我市的管辖范围，对于在我市发生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该打击的打击，该移送的移送，决不姑息。”

　　与此同时，食品源头监管难度大的另一原因是，目前我市一些农批市场基础建设不规范，场内管理不善，食用农产品通过市场“散进散出”，发现问题难以追溯，监管部门难找到源头，实施精准打击。

　　采访中，还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按照相关权限，涉及到违法犯罪的食品安全案件，食品监管部门都已移送司法。源头追查，应该是公安部门去追去查，食品监管部门不可能去指挥公安办案。

　　层层移交到底谁来追查源头?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个怪现象，查一个案子，从行政执法部门到司法部门，层层移交后，源头的问题，已经没人去理会了。

　　去年9月25日，罗芳水产批发市场的4家水产品店6个批次鱼类检测出孔雀石绿。市市场监管局罗湖分局以当事人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4名经销商被刑拘、逮捕，最终获5—10个月刑期。目前，布吉海鲜市场的5家商户也因同样原因，被罗湖市场监管分局依法移交给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刑拘违法分子后，已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批捕，案件最终经法院判定。

　　从行政执法部门到公、检、法司法部门，这些在深圳被发现的食品安全案件按程序和法规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走完了。但是，受惩罚的只是销售环节的销售者，而源头的违法分子却毫发无损。

　　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源头养殖环节就可以逍遥法外吗?源头追查究竟归谁管?食品监管部门管不了，公安部门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后，这个案子就结了，与公安无关了。

　　斩草不除根，后患无穷，市人大代表杨勤说，“孔雀石绿鱼反复在我市出现，说明我们执法不严，法律太软。”

　　“追查源头有决心就有办法”

　　食品违法源头在外地真的就那么难追吗?真的就无办法可追吗?市人大代表郑学定认为，“关键看政府和监管部门态度，有决心就有办法，多次移交后无人理会的窘局一定要打破。”

　　郑学定建议，在追查食品安全违法事件上，不能部门各自为政，各管一截，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要无缝连接，政府食安委、食安办要牵头，统一协调指挥，对重大案件，相关部门可联合成立专案组，追查到底，打掉源头。同时，还要采取堵的措施，将供深农产品经常出问题的地域，列入食品安全黑名单，公开曝光，不准其产品进入深圳市场。

　　食品专家刘东建议，建立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在发达国家，食品源头的强制性追溯制度已相当完备。法国兰吉斯批发市场是全球最大的肉类批发市场，其销售的肉类都有标签，注明从屠宰到上市流通的各环节信息，一头牲畜的信息甚至可追溯到“奶奶辈”。只有这样，出问题后，就能及时地找出问题环节，从而实施精准打击。

　　杨勤认为，“食品安全执法要铁腕零容忍，执法要常态化，坚决溯源追责。”他说，只有通过溯源追责，才能震慑食品违法，提升社会公平正义。只有通过重典执法，才能提高违法成本，使违法者害怕，使生产者自律，并逐步培养诚信的市场环境。溯源追责还可以倒逼千家万户的农产品抱团注册标识，通过民间社团、农业协会、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的上市标识和销售凭证管理实现对食品生产源头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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