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虽然非常发达越来越高常常会制造处无法想象的成果，同样在食品行业科学带来的改变不容置疑。但科学不是万能的，自从转基因食品进入消费者的视野以来就一直是争议不休的热点。

　　争论

　　有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政策，在中国争论得不可开交。支持者与反对者，旗帜鲜明，各执一词，隔空对战。但是，双方争执的焦点似乎只是：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是否安全?

　　以一些转基因科学家为主体的支持者认为：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上没有任何差异，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方舟子等支持者甚至认为要“应该创造条件让中国人天天吃转基因食品”。相对应的反对者认为：转基因是科学家违反作物自然生长规律，对抗上帝的产物;既然转基因能够杀死昆虫，那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这样过于简单化的争论，对于转基因这样一个新生事物，容易使得问题失焦，不能反映转基因争议的方方面面。

　　其实，转基因争议，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从现实来看，转基因技术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冲击是全面的。它的争议不仅仅在于食品安全方面，更牵涉到了生态环境、经济安全、伦理、法律等等多个层面。

　　现代科学虽然非常发达，但科学不是万能的。对于转基因带来的很多争议，目前的科学也无法回答。很多时候，转基因的问题，就演变成了一个信仰问题。就像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一样，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成为了无谓的口水之争。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局面，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转基因带来的冲击，全面反应转基因争议背后的事实。

　　转基因技术

　　传统的生物学对每一样生物都有严格的分类：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结构，把任何一种生物都可以划分到“种”这个层次。生物学家定义的“种(Species)”：只有在同一个“种”内，动物和植物可以交配并繁殖出正常的后代。有些生物在同一个“属”内，也可以交配繁殖，但出生的后代却不能正常繁殖后代(比如，马和驴交配生出的骡)。

　　生物的杂交技术通常发生在同种或者同属的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之间;然后选育出具有优良性状的后代，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而转基因技术却打破了传统的分类。

　　生物的遗传信息由DNA上的基因来保存;改变了生物的基因结构，就可能改变生物的某些外在表达性状。转基因技术就是把A物种的基因转移到B物种去，从而使B物种拥有了A物种的一些生物性状。这样，转基因技术就打破了传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的界限，甚至可以在动植物之间进行基因互转，比如，可以把深海鱼的抗冻基因转移到西红柿的身上;或者把人的基因转移到香蕉身上。

　　这就造成了伦理的问题：该不该打破物种的界限。伦理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东西，有的人相信伦理，不能打破物种界线;有的人视伦理为浮云，打破就打破。这是一个信仰问题，我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现代的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

　　(1)抗虫基因(Bt作物)。这主要是转移苏云金芽胞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的基因到作物中去，使作物在被鳞翅目昆虫吃后，由于这些虫类的消化道为碱性，产生Bt毒素，便能杀死这些昆虫(而人类的消化道为酸性，所以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世界主要的抗虫基因产品为转Bt基因。这减少了杀虫剂的大量使用。

　　(2)抗除草剂基因 (Ht作物)。 农作物种植过程中，杂草会造成作物减产。如果使用除草剂，有可能会把作物一起杀死。现代转基因技术把抗某种除草剂的基因植入到作物中后，再大量使用该种除草剂，就能够杀死杂草而不会伤害农作物本身。现在广为使用的抗除草剂基因为抗草甘磷基因。

　　(3)改变作物营养结构基因。某些地区的人口由于缺乏某种营养元素，会造成某些疾病流行。比如缺乏维生素A可能导致眼疾流行。通过转基因工程在大米中植入可以产生维生素A的基因(黄金大米)，便可使大米提高营养成分，减少眼疾。

　　(4)其他基因。在现实生产中，还存在其他的一些转基因，比如对水稻植入抗旱基因等。这些转基因还没有广为流行，所以也没有造成很大的争议。

　　基因片段非常小，现代技术如何实现转基因技术的呢?

　　从技术上讲，转基因主要有两种方法：农杆菌介导法和基因枪法。农杆菌介导法主要是通过农杆菌感染植株，把外源基因插入到目标作物的细胞中去，然后通过细胞培养技，生长出转基因植株;该技术主要适用于植物的转基因。基因枪法，又称粒子轰击法，用基因枪(火药，高压电或者压缩气体)，把沾有外源基因的金属微粒轰向目标生物，高速运行的粒子穿破细胞膜，把外源基因转移到目标生物体中去。后一种技术的转化率低，颇有“乱枪打鸟”之模样，但适用范围更广。

　　从理论上讲，转基因技术只是在原有的作物基因中植入了少数几个基因，并不能改变整个基因网络结构，所以转基因技术一般只是减少了由虫害、草害，或者干旱造成的损失，并不能增加作物的潜在产出。这和杂交技术不同。作物杂交技术可以全面调节基因网络，达到作物增产目的。由于现代的转基因技术还达不到非常精确的基因插入水平，很多时候造成转基因结构不稳，容易退化。

　　那转基因技术对作物的实际的增产作用有如何呢?

　　增产效果

　　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认为转基因技术能够促进粮食增产，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2013年中国粮食进口超过7800万吨(大豆进口6340万吨以及玉米小麦等谷物进口超过1500万吨)，进口量占国内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达到13%左右;如果按照土地面积来说，进口粮食所需面积占中国耕地面积比重已经超过了35%。粮食安全问题在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体系占非常优先的地位。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6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即为“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对于转基因的实际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科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转基因能否真正地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受欧盟委托，Kaphengst 和Finger等人在2010年对现有关于转基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分析的文章做了一个综合分析，其中的一些发现，对于我们时下的转基因争论有一些参考意义。

　　转基因作物虽然存在很多种类，如上所述，包括抗虫、抗草、抵抗恶劣环境(比如抗旱)、以及增加某种营养成分等，但全世界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产品主要为Bt棉花 (转基因抗虫棉花)、Bt玉米(转基因抗虫玉米)以及Ht大豆(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其中，只有Bt棉花在中国获得大规模商业种植的批准。但最近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表明，虽然未经国家商业化生产许可批准，湖北等地区的Bt水稻却存在偷偷的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行为。

　　Bt棉花

　　因为棉花不牵涉到食品安全，全世界转基因棉花种植范围非常广泛。Kaphengst等人发现转基因抗虫棉花的增产效果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增产效果差异很大。相对于非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棉花在印度增产50.8%, 南非增产28.8%,但是澳大利亚只有1.4%, 美国只有0.8%, 中国也只增产2.9%。除了印度，其他国家的增产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Kaphengst等人认为中国、美国等国家防止虫害体系已经建立完整，在适量使用农药等常规方法下，非转基因棉花的产量不一定低。

　　总体而言，转基因棉花减少了农药使用量以及劳动力投入量，但是增加了种子的成本。对于总体经济效益，印度农民增加收益30%，但是中国和美国的农民转基因种植收益却显著低于非转基因棉花种植收益。在中国，转基因棉花种植收益较低的原因是种植转基因农民不懂得减少农药的使用，而和非转基因农民同样施用农药，这需要对农民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

　　 Bt玉米

　　转基因抗虫玉米(Bt玉米)主要种植在欧洲和南非。该产品主要是对抗欧洲玉米螟。Kaphengst等发现，相对于非转基因玉米，转基因玉米在西班牙增产5.6%, 在德国增产12.2%,但是在南非却能够增产24.6%。在西班牙和德国增产效果有限，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建了良好的防虫体系。同样他们也发现，转基因玉米种子成本显著增加，农药使用量下降，但是劳动力使用并没有显著差异。他们发现Bt玉米的经济效益在这些主要国家没有显著差异。

　　 Ht 大豆

　　转基因抗除草剂大豆主要种植在阿根廷、巴西、美国和罗马尼亚;前三者也是中国进口大豆的主要来源地。

　　Kaphengst等人发现，相对于非转基因大豆，Ht大豆在罗马尼亚增产30.9%, 但是在阿根廷只增产8.2%, 在巴西却减产8.6%，在美国减产12.7%.。同时也发现，各国的转基因种子成本显著上升;除草剂购买成本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下降，在罗马尼亚却显著上升，最终导致转基因大豆的种植收益在罗马尼亚要低于非转基因大豆，在其他三个国家，转基因大豆收益较非转基因产品高。

　　 Bt大米

　　对于现下在中国争议很大的转基因抗虫水稻(Bt大米)，黄季焜等人在2005年的研究发现，转基因的抗虫水稻只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使用量减少80%。如果考虑大规模推广以及转基因的长期退化，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增产会非常有限。

　　Kaphengst等人(2010)总结发现科学家的实验田 (field trial) 报告和农民的调研(interview)报告的增产量也存在显著差异，试验田增产要远远大于对农民的调研结果。所以，对于转基因的增产效果，从实验田向农民大规模推广的时候，我们对增产效果要有一个折扣。

　　现有研究表明，转基因农产品短期内在中国促进农产品产量增加的效果非常有限。不过，抗虫转基因农产品确实能够减少农药的使用，但是实现这样的效果需要很好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来支撑。也就是说，转基因技术必须要和很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结合，才能显示出增产效果。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考虑，农作物的大规模增产必须是基因网络的系统性改进，现有的转基因技术只是改变了单个基因结构，这只能减少由于某些害虫和杂草造成的产量损失，不能提高潜在产出。

　　在常规的技术条件下，虫害可以通过农药施用，而草害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除草来实现同样的效果。改革开放后的30年的实践表明，现有常规的技术实现中国粮食增长的潜力也是非常巨大的

　　同时，对于转基因技术能否解决世界粮食安全的能力，世界粮农组织(FAO)保持谨慎，但非常明确的立场。世界粮农组织在针对转基因的声明中指出：

　　“不管时常说的是什么，但我们并不需要用转基因生物来解决当前的世界饥饿问题。地球上有足够的食物供应给大家，但数以百万的人是穷人，他们根本没有钱来购买食物——就是为什么获取粮食成为了一个主要问题。

　　其次，FAO承认遗传修饰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提高产量和生产率，从而促进粮食安全。不过，FAO也认识到关注有关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构成影响的潜在风险。”

　　健康影响

　　现下中国，关于转基因争论的焦点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转基因支持者认为转基因食品结构和非转基因一样，消费者不用担心。但是转基因反对者担心：既然抗虫转基因可以杀死害虫，那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从理论上讲，基因通过蛋白来表现。转基因食品由于基因结构发生改变，产生了新的蛋白质，比如说Bt基因会产生Bt蛋白;某些消费者在摄入这些蛋白时，可能会对人体造成过敏反应。所以，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对每一种转基因食品都声称经过严格的审查，确保它们是无毒且对人体不会造成过敏反应。尽管如此，很多谨慎的消费者还是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保有戒心。

　　虽有少数科学家声称发现转基因对人体健康有威胁，但这样的声音在科学界还不是主流。少数通过同行评审发表的质疑转基因安全性的论文，最后通常因数据、方法或者统计方面存在一些缺陷，而遭到撤稿。比如Séralini 等于2012年《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期刊上发表的关于抗除草剂玉米对动物有毒结论的研究报告，在发表后因为样本数量较小而遭到了撤稿。

　　欧盟耗资2亿欧元对过去25年中500多个独立研究小组的研究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总结出的结论是：

　　“至今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转基因对环境、或者食品和饲料安全有更高的风险!”

　　世界粮农组织(FAO)在关于转基因的声明中提到：

　　“FAO也认识到关注有关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构成影响的潜在风险。FAO强调必须仔细评估应用现代技术来提高植物和动物的生产率和产量所带来的潜在好处和可能出现的风险。然而，负责制订有关这些技术的政策和决策的责任在于各成员国政府本身。”

　　对于这样的结论，社会大众有不同的解读。一些比较乐观的人，以及非常崇尚科学的人，认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坚实的证据发现转基因食品有问题，那就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但这还是不能说服担忧者。一些反对者指出：一些曾经科学上证明安全的事物，在若干年之后发现却是有毒的;最著名的代表应该算杀虫剂DDT，以及防火材料石棉在多年后发现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

　　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问题的试验，现阶段基本上在动物(猪或者老鼠)身上完成。2013年，中国一些科学家用转BT基因抗虫水稻喂养猪90天后，发现这些猪的健康状况和用非转基因大米饲养的猪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尽管如此，一些转基因反对者还是会说：猪长期吃泔水而能健康成长，那人能长期吃泔水吗?

　　确认转基因是否安全的实验最终必须要在人体上进行。这在伦理和技术上都非常困难，甚至基本不可能。按照现代科学的标准，这样的实验必须要采取“双盲”对照技术。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必须要在长期(比如，十年以上)让对照组实验参与者只食用转基因食品;否则，如果实验参与者同时食用了转基因和非转基因产品，结论就可能不准确，或者无法解释：如果造成了疾病，这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造成的呢?这样的苛刻的实验要求，在现实和伦理上，在现阶段条件下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你不可能让某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吃某种特定转基因食品。

　　于是，转基因是否安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信仰问题。短期内，不可以证实，也不可证伪。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所以，现下关于转基因是否安全的争论，本质上讲不是一个关于科学的争论，而是关于一个信仰的争论。

　　原标题：转基因之争：科学还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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