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外一些公司通过大范围协作,很多昆虫的基因组都已经测完了,然后通过生物信息技术和分子技术,一次性把一种昆虫的全部基因分析出来。”王桂荣说,而国内很多实验室还停留在简单基因克隆的研究水平,与国外差距越拉越大。
除基础研究外,我国在病虫害防治技术上也存在不足。
广西玉林市农业委员会植保站站长陈景成说,南方地区每年都会发生稻飞虱等病虫害,每年2月份,当地就着手预测工作。根据田间调查、历史比对、气候分析等作出预测,中短期预测准确率可以达到80%以上,对防治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但目前预测工作主要还是靠传统的人工调查,缺乏先进的设备。
湖南省长沙县黄兴镇蔬菜协会会长章继业告诉记者,蔬菜病虫害预报比粮食作物更加困难。当地农业局通过“农业信息平台”提前将天气预报和病虫害防治情况发到每个蔬菜基地负责人手机上,“气象方面的预报还算有点用,但病虫害防治方面用处不是很大”。
章继业说,蔬菜病虫害防治必须因地制宜进行,而且这个“地”的范围非常小,整个黄兴镇两万多亩蔬菜,品种达几十种,每一个品种的发病周期、小气候、土壤环境都不一样,现在这种预测水平无法保证准确。
湖南省农业厅植保站站长欧高财认为,不管哪种预测,预测点所能覆盖的范围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县,蔬菜种植所要求的预测精度更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建议,需要加大对整个农业有害生物的预警系统、防治系统的投入,建立从省到地、县、乡的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与防治技术支撑服务体系。
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亟待推广
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协会会长刘坚表示,要解决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问题,根本路径在于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特别是生物农药。
刘坚介绍说,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或其代谢产物来控制病虫害的方法。与化学农药相比,生物农药具有三方面优点:一是对人畜安全;二是对生态环境影响小;三是可循环利用。
事实上,我国已经有不少生物农药企业。位于江西省吉安市的江西天人集团自2002年以来就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院校合作,以麸皮、玉米等作为培养基,通过生物技术开发农药新产品,建成了全球最大真菌杀虫剂原药生产基地。
天人集团董事长梁小文说,目前集团已研制了20多种高效生物农药,广泛用于20多个省份的农业、林业、牧业和城市绿化领域。近3年来,累计生产生物农药1万余吨,防治面积近2亿亩,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近5000吨,有效减少了面源污染和农药残留。
不过专家表示,当前生物农药推广是个短板,一方面制剂研究相对滞后,可选择使用的生物农药种类偏少,覆盖的靶标病虫害范围偏小;另一方面推广工作跟不上,农民对生物农药的认知度比较低,习惯于使用化学农药。
江西省植保局局长舒畅说,当前市场上依然是传统化学农药走俏,生物农药“叫好不叫座”,原因一是价格偏高,生物农药的价格往往比化学农药高出一两倍,造成单次用药偏贵;二是见效较慢,化学农药用后当天就见效,生物农药往往要五六天,农民在田间劳作偏爱见效快的化学农药。舒畅说:“在国内上千亿元的农药市场中,生物农药占比不足一成。”
舒畅等专家建议,国家应在加强宣传、提高生物农药在政府农药采购中比重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支持生物农药的研发,并在蔬菜、果树、茶叶等作物及城市园林方面优先推广使用生物农药,逐步减少使用直至取代化学农药。
广西农科院研究员李文信认为,生物农药使用较少,也有高毒、高残留农药生产源头没有遏制住的原因。甚至一些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的药物,一些不法厂家还在偷偷制售。只有花大力气整顿规范农药市场,高效低毒农药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统防统治大势所趋,亟待扶持
在推广安全农业药剂的同时,我国还应进一步加大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力度。在我国,千家万户小片种植,不统一施药,会导致农田害虫在小区域躲避性来回迁徙,不仅成效差,更导致一些地方不断加大用药次数和用药量。
广西南宁市蔬菜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国荣说,农村地块较为分散,农民发现自己田里出现虫害后,就会喷施农药,结果虫子就会迁移到邻近的地块里,造成病虫害的蔓延。
“我们在河南、湖南等地看到,许多地方缺乏大功效的农药和防虫抗病机具,农民就自己搞个汽油桶,后面弄根铁棍,打上几个眼,替代小喷壶。”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植保产品推广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袁会珠说,这种方法不仅效率低,效果也较差。
袁会珠说,专业化的统防统治是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的普遍趋势,我国近年来也迅速发展起了1万多个专业化防治组织,但由于研发支持力度弱,与科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统防统治还有很大差距。
欧高财认为,在当前种植规模小、劳动力短缺、农民科技知识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应通过“政府部门+防治组织+农户”的形式,把千家万户农民防治病虫害的责任以契约形式转移给专业防治组织,政府再对这些组织进行指导和管理。
湖南长沙双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红伟介绍,目前湖南省已组建包括股份公司、合作社、基层组织等各种类型的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组织827个、整编机防队7248个,从业人员达到7.5万人,日服务能力280万亩。
“这一数量还远远不够。”易红伟说,整个长沙市就有水田300多万亩,目前全市同类组织中上规模的只有他所在的公司和宁乡的一家公司,总覆盖面积不到九分之一。同时,从事统防统治也存在“没有规模不挣钱,有了规模风险大”的怪圈。 (责任编辑:admin)